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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南华寺木雕像座铭文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8-04 20:12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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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玉质(黄玉质,广东省博物馆。)

  【中文摘要】南华寺现存的宋代360尊木雕罗汉中,有286尊在座上刻有铭文。在木雕像座铭题汇中,尽管没有直接记録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但在必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时广州的状况,尤爲可贵的是供给了有关对外交易的一些綫索。

  Abstract:Of all 360 wooden arthats of Song Dynasty now kept in Nanhua Temple, 286 have inscriptions carved in their bases. Although there is no direct record of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activities, those inscriptions to some degree reflect the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s in Guangzhou, and furthermore provide some clues on the foreign trades.

  

  曲江县南华寺保存的宋代三百六十尊木雕罗汉像中(展品47)。有二百八十九尊在座上刻有铭文,其间九十八尊的铭文被凿去或消灭,三十四尊仅剩下部分铭文,完好的只要一百五十七尊。在木雕像座铭题记中,虽没有直接记録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但仍在必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时广州的状况,尤爲可贵的是供给了有关对外交易的一些綫索。

  座铭所记施像人,标明身份的有:武士(“郡武军”)1人,官替(已故“都知戎马使”之妻)1人,和尚7人,外贸商人头目(“纲首”)2人。在铭文中标明捐造者的原籍有广州98人,连州(今广东省连县)17人,衢州(今浙江省衢县)3人。泉州(今福建省泉州市)15人,潮州(今广东省潮州市)3人。身份、原籍、住址均不明的21人,这些未标明身份的人应属市民阶级,或许大都是商人及其眷属。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他们运用很多的进口宝贵木材(檀香在其时是蕃货),完成了规划如此巨大,工艺如此精緻的五百罗汉雕造工程,捐赠人又多以市民爲主,这就反映了其时广州城市经济兴旺的状况。

  座铭还记録了从事施造罗汉像抄募作业的,如刻有“会首杨仁喜抄到”的罗汉像就有6尊(图1)。“会首”意味着日常经济生活以及宗教活动中现已存在生意、把头,安排“残会”之类的中人。这是其时广州社会职业分工适当杂乱,经济活动十分广泛频频的反映。

  外地人旅居广州的,以泉州籍的居多,这不只説明广州的商业茂盛,并且与对外交易也有关係。宋代泉州、衢州商业已适当兴旺,但北宋对外交易最首要的口岸是广州。宋置市舶司以广州爲最早,时在太祖开宝四年(公元九九二年),稍后是杭州和明州[1]。泉州置市舶司是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2],仁宗朝尚未置司。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还规则:“请非广州市舶司。辄发南蕃纲舶船,……以违制论”[3]。安排设置和准则规则标明,广州的位置较之诸口岸更爲重要。从对外交易状况看,也是如此。清粱廷柟《粤海关志》卷三引北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计算资料:“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佰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佰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佰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佰七十三斤”[4]。其时外地商业城市有不少人到广州经商,施造罗汉像的泉州人就有一半以上是携眷南来的,有的开店肆。有的则是在广州市舶司挂号的外贸商人。

  与对外交易有关的第二个状况是。有的施像人在名字之的加上“大宋国”字样(图2)。“大宋国”、“大明国”之类,本来是其时同我国有通贡关係的国家对我国的称号。日自己伊东忠太,缣仓芳太郎《南海古陶瓷》一书所戴琉球南海诸国交涉史料,有明宣宗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琉球国中山王致逻罗国的咨文和明宪宗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满刺加国致琉球国王的回咨,都称我国爲“大明国”[5]。自称“大宋国”、“大明国”之类的我国人,很或许是常常与外国人触摸的外贸商人及其眷属.才习气于此种称谓的。

  尤爲值得注意的是,舍造罗汉像的人中有两个是“广州纲首”[雕像落款樊密的有6尊(图3),落款陈德安的有8尊之多(图4)]。“纲首”爲何?史籍只载各目,未作解说。《萍州可谈》卷二云:“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爲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宋记、许用笞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6]。日本藤田丰八据此认爲是操作海舶之技能者。因此种纲首,爲结伴商旅之长,故又言此种海舶爲纲船”[7]。这种解说是不行全面和準确的。

  “纲”在宋代爲运送货品的称号,如“花石纲”、“盐纲”、“粮纲”之类。官府运送还规则每一纲由若干艘船或若干分量的货品组成,运费也有规则[8]。

  海舶纲首的由来,有其特别的原因。宋代对蕃货的交易之利极爲注重,故处理甚严,北宋尤甚。不只蕃货进口有“抽解”(征收实物税)与“和买”(政府统购悉数或部分货品)的规则,“商人出海外蕃国交易者”,也规则必须到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9]。请求给券要有“本乡有物力户三人委保”[10]。这种官券的发给。当然只能以船爲单位.即一船爲一纲。一起因为其时海上交通不便,又因外国不管船巨细一概按船讨取“献送”。故商旅出海都要结伴运用较大的船舶[11]。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这样多的商人,当然只能由其间本钱最雄厚的巨商领头请求给券,此人即成爲船的纲首。这些巨商或许大都自己有船,但也不必定是船主才干担任纲首,《宋会要》关于互市舶方面的记载中即还有“船户”、“船主”的名字[12]。这种纲首因为常常同市舶司打交道。逐渐成爲一种特别人物,作爲蕃商旅中固定的头目,只要他们才有资历出头处理出海手续,每次出海只要他们出头安排。纲首不只要我国人,也有外国人。

  后来,宋政府还依托纲首吸引外国商船来华交易,规则:“诸市舶纲首能把诱舶船。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补助以上者,补官有差。”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即有泉州纲首蔡景芳与大食蕃客蒲啰辛一起补官承信郎专例[13]。请路市舶司“每年于遣发蕃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也得请纲首一起赴宴[14]。此外,还有三佛齐詹卑国主托南蕃纲首带信给广东市舶官之事[15]。

  其时此种海商头目身份甚高,见主官也习气施主客专礼。仁宗时,广州有海商大户樊氏见南海县主簿苏缄,因直登大堂就坐而被杖,樊氏告到州官去,主簿老爷竟被官召责[16]。不知此樊氏与刻铭的纲首樊密有否关係?

  这些现实。説明宋代作爲外贸商人头意图纲首,是有钱有势的。无怪樊、陈两人拿来冠于名字之前,作爲衔头。而纲首之能成爲显赫一时的身份,又反过来证明其时广州对外交易的昌盛。

  外贸商人之所以积极捐款于宗教活动,不只要其本身的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

  宋皇朝因为注重蕃货交易之利,很注意同海外交易往来。太宗“雍熙中,遣内侍八人,斋勅书全帛,分四路引起海南诸蕃”[17]。仁宗时.对外往来还发展到由皇室出头进行宗教性活动。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就曾以太宗皇帝和皇太后名义,遣儈至摩伽陀国(在今印度)爲超荐太宗皇帝而建塔一座[18]。作爲其时首要通商口岸的广州的外贸商人们,不能不受这类活动的影响。

  海商们本身爲求神佛保佑,大发“洋”财。也要进行此类活动。(萍州可谈)卷二云:“乔人重蕃僧,云度海危险祷之,则见于空中,无不获济。至广州饭儈设供,谓之罗汉斋”[19]。这是他们热心捐造罗汉像的又一原因。

  此外,施像意图见于座铭的还有:“爲四恩三友”的。“追荐先亡”“早超国际”的,保本身和家人“安吉”的,“乞儿子一名”的,还有落发和尚俗缘不断爲在堂母亲而舍罗汉的,也可见一时的风习。

  座铭中。“都武军”,不见于《宋史·兵志》,应爲当地驻军的泛称,而非专有的名号。“都知戎马使”亦不见于《宋史职官志》。宋代军制:“百人爲都”五都爲营,五营爲军,十军爲厢”[20]。“每都有军使,副戎马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20]。都知戎马使应即爲统辖一都的军使。

  座铭所记广州施主的住地,作第几“厢”第几“界”(或“国”),“厢”又有“左….右”之分(图5)。邓尔雅认爲当是保甲区域”[22]。这种解说不符合前史现实。宋始行保甲法于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23]。仁宗时尚无保甲安排,此其一;宋代保甲之法:十家爲一保,五十家爲一大保,十大保爲一都保[24],亦无“厢”、“界”之类的名字。此其二。座铭中之“厢”、“界”又有不少明言“住宅”或“住址”.此“厢”亦明显不是军制之“厢”。看来,“厢”是城厢,应当是指城区,“左”、“右”即城之东西。“界”(“届”)即街也。北宋时广州城範围不会很大。区街有或许是以次第编名的。广州至今尚有名爲第几“约”的大街。可资参证。

  座铭中还刻有广州梵宇的称号三个:法性寺、宝光寺和开元寺。

  法性寺,即如今光孝寺,在广州市区光孝路,1961年发布爲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寺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改阻止王园寺爲干明法性寺”,“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改法性寺爲干明禅院”,今后再未用法性之名[25]。按建隆三年广州爲南汉兴王府。南汉是与宋仇视的,宋太祖怎能在此给此寺改名?现据南华寺木雕像座铭,则庆曆年间仍名法性。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诗题也作法性寺。并引《图经》云:“本干明法性二寺,后并爲一”。又云“刘氏爲干亨寺,后复古名,今爲回报光孝寺”[26]。据此,座铭可正寺志之误。

  宝光寺,己废。道光《广东通誌》谓即大通寺,五代南汉时爲列布广州四方的二十八寺之一。旧址在广州郊区河南大通滘。《南海百咏》南七寺诗首句即出:“井轸南官焕‘宝光’”。还有单咏大通寺之诗。大通之名係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所改,曰大通慈应禅[27]。“大通烟雨”爲宋、元时八景之一[28]。但近人黄佛颐辑《广州城坊志》引成化《广州府志》,则谓宝光寺旧址在城西旧南海县署,即崇报寺。“迺市舶司始创啓元,以爲蕃舶祈福之所。宋大观中,贾故舍财重修,市舶司请于朝”赐额崇报寺,毁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29]。

  开元寺,久废,旧址已不可考[30](图6)。《光孝寺》载:现存光孝寺内南汉大宝十年(公元968年)缔造的东铁塔,“旧址在开元寺。宋端平间本寺住持儈绍喜栘归光孝,建殿覆上。”据塔铭,此塔是用南汉皇帝(刘鋹)名又勃有司铸造的,意图是“保龙躬有庆。祈风历无疆……”。缔造儈的职衔有“内殿大僧録”,“内供奉讲经首座”等,且列名四儈均封“教中大法师.金紫光禄大夫。检梭工部尚书”[31],可见此寺其时之显赫。

  南华寺北宋木雕像座铭题记中的许多资料,或许能够印证文献的记载,然后窥见当日广州社会相貌的片纸只字,或许补正文献记载的遗误。具有必定的前史价值。

  

   (原载《广东出土五代至清文物》,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出书)

  

  注释:

  [1](宋史)卷186食货志市舶法傺。邻居借要本第29册。

  [2]同上。原欠云:“元祐三年……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前一年亦置市舶司于泉州。”

  [3]苏轼:《东坡奏议》)卷8,邻居备要本《东坡全集)第11册。

  [4]转引张星烺骗:《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3册第58页,1930年北京辅仁大学版。

  [5]伊东忠太、鎌仓芳太郎:《南海古陶瓷》文学榜首部分第十、二十八页,昭和十六年(公元1941年)东京宝云舍版。

  [6]同[4]。第261页。

  [7]何健民译:《我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第306页,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

  [8]《宋史》卷175食货志滑通条,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绦,邻居备要本第27、29册。

  [9]《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条,邻居备要本第29册。 

  [10]苏轼(东坡奏议)卷7、邻居备2要本(东坡全集)第11册。

  [11]转引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261页。

  [12]何健民译《我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第318、327页转引。

  [13]《宋史》卷185食货志香条,邻居备要本第29册。“蒲啰辛”原作”啰辛”,据藤田堂八引(宋会要)改正。

  [14]何健民译:《我国南海古代交通囊考》第324页引《宋会要》。

  [15]据戴裔煊《宋代三佛脊重修广州天观碑记考择》一文注十二引《宋会要楫稿》,见《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第65页。

  [16]道光《广东通誌》卷237宦蜻録苏缄傅,商务印书馆影印同治重刊本第4155页。

  [17]《宋史》卷186食贷志互市舶法条,四部备要本第29册。

  [18]《河北榜首博物院半月刊》第13期第1版,1932年3月版。

  [19]转引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262页。

  [20]《宋史》卷195兵志练习棘之制条,四部备要本第31册。

  [21]《宋史》卷189兵志厢兵条。四部备要本第30册。

  [22]邓尔雅:《曹溪南华寺宋刻五百罗汉记》,《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3期第7页,1933年3月版。

  [23]《宋史》卷15神宗纪、四部备要本第3册。

  [24]《宋史》卷192兵志保甲条,四部备要本第30册。

  [25]《光孝寺志》卷2,1935年广东省主编印局排印本。

  [26]宋方信孺:《南海百 》,学海堂光绪重刊本。

  [27]道光《广东通誌》卷229奇迹略,商务印书馆影印同治重刊本第4016至4017页。

  [28]清仇池百辑:《羊城古钞》卷首,嘉庆刊本。

  [29]黄佛颐辑:《广州城坊志》卷3第62至63页,广东丛书第3集。

  [30]道光《广东通誌》谓元妙观即唐开元寺,但该处在公元1008-1016年已改爲天厦观,而天魔观至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重修立碑时没有再更改,是则仁宗朝之开元寺应在另一地址,此寺最少存在刻南宋理宗瑞平年间(公元1234-1236年)光孝寺僧搬走东铁塔之前。

  [30]《光孝寺志》卷3,1935年广东省主编印局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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